第九章 附录穆勒《论自由》的汉译版本比较——为什么要重译这本书？
孟凡礼
1859年，英国思想家穆勒出版问世，至今已经过去150年了。该书虽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又是一部划时代的大书。它将自由问题的探讨从国家与个人延伸到社会领域，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论述，成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它对个人自由的强有力的热情辩护，使之成为英文世界里捍卫自由的经典。
因而，穆勒这本《论自由》自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陆续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其英文版问世四十多年后，严复第一次把它介绍给中文世界的读者，那就是他于1903年推出的那个著名的文言译本《群己权界论》。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第一个中文白话译本，书名直译为《论自由》，译者署名程崇华，该版本成为此后该书在中文世界里流传最广的译本。这是一般读者比较熟知的两个译本。其实，一百多年来，这本书已经有很多中文译本，仔细盘点，分别如下：
1．严复译《群己权界论》；
2．马君武译《自由原理》；
3．许宝骙译《论自由》；
4．张友谊等译《论自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
5．郭志嵩译《论自由及论代议政府》，台北：协志工业出版，1961年；郭志嵩译《论自由》，台北：脸谱出版，2004年；
6．于庆生译《论自由》，北京：法制出版社，2009年；
7．赵伯英译《论自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8．顾肃译《论自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9．孟凡礼译《论自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应该说，以往的诸多译本在不同时期为中文读者阅读和理解穆勒的自由思想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或是由于相隔年代久远，带有强烈时代特色的译文风格已不适合今日中文读者阅读，笔者认真阅读并参考了本书的各个译本。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笔者此次重译的背景和动机以及重译本书的必要性，下面我就已出各个译本的特色分别作一介绍。
严复译本《群己权界论》。
首先来看一下著名的《群己权界论》。
译者严复，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知识，后被公派赴英伦深造，在英国学习期间，逐渐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兴趣，着力探究西方富强兴盛的思想文化基础。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以翻译和著述积极倡导西学，成为晚清至民初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以典雅的译笔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等西方思想名著，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严复自己的说法，《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完成于1899年，后因离乱散失，幸为西人所拾见还，遂再加修订于1903年出版。这是穆勒《论自由》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面世时距离原书出版四十余年。严复之所以要翻译穆勒的这本著作，有着深刻的思想动因。他在《论事变之亟》中认为西方的富强之本“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但是自“欧学东渐，自由说盛。然所谓自由者，必有限域。我国社会骤闻其说，遽尔昌言，往往以不知权界，侵人损己，流于狂恣，则由于未明于其说之本原也”可见，严复希望借着此著的翻译，让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们了解自由的真谛，以达到明德新民的启蒙目的。
然而，若就严译此书的译笔而言，严复采用的具有先秦文体风格的典雅文言，实难收思想普及之效。严复预设的读者对象本就不是普普通通的大众，而是位列尊贵的士绅阶级，他并不希望他那文理深奥的译著能为一般人所理解，而是看重熟读古书的士人，希望经由他们思想的变化进而影响社会。这与严复思想中注重渐进改良的保守特点是分不开的。即便如此，严译宗古雅为上的译笔风格，在当时就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梁启超虽然认为严复译笔精到，但也批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这个版本之不适于今天普通读者阅读，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以上是就严译文字之“渊雅”而言，但若撇开此点，就准确传达作者原意而言，总体说来严译应该是非常成功的翻译。读者若能具备古文功底，并无阅读上的语言障碍，那么公正地说，严复的译文是准确并达意的的行文理路，译句与原句之间的对照十分清楚。此一翻译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却大致上将弥尔对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想法引介到中国思想界”。虽然他有关严译仍属直译范畴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但除此之外，上述概括应该说是持正之论。就拿鲁迅所说令他最难懂的《群己权界论·穆勒自序》来说，其译笔之精到与符合原文之风格，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试将此段严译文字与原文对照如下：
严译：
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道，有高识遐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其契合印可为吾劳莫大之报酬。其于是篇也，吾实为所感而后作，是中最精之义，吾与彼共之。吾乃今以是长供养此宝爱悲伤之旧影而已。盖是之为书，犹吾平生他所纂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囊凡成书，为吾妻所复审者，其受益恒不可计量；今兹吾妻不及见其成，故获此益甚寡。此中要义，凡欲得其扬榷者，今此已无，则此书之不幸也。呜呼！洪思尊感，永闭幽宅，使不佞能裒其半以传诸人间，将较自为紬写，其无所枨触扶翊于斯人不可跻及之神智者，其为有裨人群，乃真不可量尔！
穆勒原文：
Tothebelovedanddeploredmemoryofherwhowastheinspirer,andinparttheauthor,ofallthatisbestinmywritings—thefriendandwifewhoseexaltedsenseoftruthandrightwasmystrongestincitement,andwhoseapprobationwasmychiefreward—Idedicatethisvolume.LikeallthatIhavewrittenformanyyears,itbelongsasmuchtoherastome;buttheworkasitstandshashad,inaveryinsufficientdegree,theinestimableadvantageofherrevision;someofthemostimportantportionshavingbeenreservedforamorecarefulre-examination,whichtheyarenowneverdestinedtoreceive.WereIbutcapableofinterpretingtotheworldonehalfthegreatthoughtsandnoblefeelingswhichareburiedinhergrave,Ishouldbethemediumofagreaterbenefittoit,thaniseverlikelytoarisefromanythingthatIcanwrite,unpromptedandunassistedbyherallbutunrivalledwisdom.
可见，严译除了对所译第二句原意有所改动外，皆符合原意，且文笔之顿挫曲折，也颇与此段序言原文行文风格相合。全书译风大致类此。本文受篇幅所限，对严译如何兼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不拟再做更多的举例。这里只想严肃指出，以往学者一般认为严复的译文与所译原作大有出入，意谓他常将自己的意思掺入译文，可是就笔者将《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作通篇对照下来阅读的经验来说，上述说法是严重不确的。严复的译文跟原作大体上还是句句对应的关系，其传达的意思也基本没有走形，译文虽时有文字、句式乃至例举上的改动，也是出于为让中文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文意；需要表达译者自己的意见时，严复通常是加以明确的按语，而且所加按语跟正文分得清清楚楚，实则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也大体如此。严译跟原作之间的差距，一般是译者与原作者文化、国度、时代背景以及问题预设的差异所致，这些差异是深层次的，除了他写下的某些按语直接表明他跟原作者思想的差异外，译作与原作的深层次差异需要研究者做细致深入的考察才能明了，绝非简单通过译文字面就能看出来。即便并非所有严译著作都如此，但至少就《群己权界论》而言，表面差异确实没有那么大。在这一点上，严译本跟下文要说到的同一著作的马君武译本恰成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黄克武的专题研究已经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对照及思想梳理，详尽指出了严译《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作之间的深层次思想差异，而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是：严复在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使他无法翻译一些与悲观主义认识论密切相关的语汇；严复忽略穆勒的幽暗意识与历史叙述的时空性，而使译文表现出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于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严复在翻译一些西方个人主义的基本词汇时遭遇许多困难；以及文字修辞与风格方面的差距等等。这些差异既有认识论和文化上的原因。
马君武译本《自由原理》。
下面再来看穆勒此书的另一个文言译本，即马君武所译的《自由原理》。译者1881年生于广西桂林，早年学习外语和科学，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马自幼立志报国，先曾追随康梁，后结识孙中山，由追随改良转向倡言革命。1905年8月，他第一批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民国的建国工作，其后历任要职。马君武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7年，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马君武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编译了《德华字典》等书，并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40年8月1日，在桂林病逝。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可能对马君武的生平做更为详细的介绍，但纵观马君武的一生，可知其角色是多面的，不仅是勇当先驱的民主革命家、笔耕不辍的思想启蒙家，还是献身教育的教育家、著译等身的学者和诗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启蒙意识以及革命宣传家的身份，主导了他早年的著译活动。他之所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有着明显的启蒙甚至鼓吹革命的目的。《自由原理》的翻译自不例外。
与穆勒原作相比，《自由原理》的翻译有着鼓吹革命的鲜明色彩。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恰值马君武从改良转向革命的1902年，其译笔明显受其革命意识的影响，可说是毫不意外，尤其是当把它与严复所译的《群己权界论》相比较，其激进、急躁的特点就更为突出了。马译不忠实原著之处首先表现在，为求追求最快获得翻译出版后的社会效应
穆勒原文：
ThestrugglebetweenLibertyandAuthorityisthemostconspicuousfeatureintheportionsofhistorywithwhichweareearliestfamiliar,particularlyinthatofGreece,Rome,andEngland.Butinoldtimesthiscontestwasbetweensubjects,orsomeclassesofsubjects,andtheGovernment.Byliberty,wasmeantprotectionagainstthetyrannyofthepoliticalrulers.Therulerswereconceived(exceptinsomeofthepopulargovernmentsofGreece)asinanecessarilyantagonisticpositiontothepeoplewhomtheyruled.
马译：
试观最古之时以至今日，其国之文明野蛮，恒视其民所得自由之多寡为断。近世占文明多分之新民种，其国民之自由，必最巩固而特不同。为自由而与国中盗权者战，其事不绝书于历史。最著者，如古之希腊、罗马及英伦，其政府与人民皆有恶烈之战争。其战争之目的，即人民争保自己之自由，而敌君主之暴虐。当时君王亦以为此人民乃予所治理。今起而敌我，是大逆不道也。
严译：
与自繇反对者为节制
笔者试译：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在我们早已熟知的那部分历史中，特别是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中，就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但在过去，这一斗争发生在臣民或臣民中的某些阶层与政府之间。那时的自由指的是对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范。统治者被认为必然与其所统治的人民处于相敌对的位置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马君武的译文虽然大致传达了穆勒原句的中心意思，但是穆勒原本无甚感情色彩或价值判断的文字，到了马君武手里，其情感色彩却异常突出，其价值判断也变得异常明显：诸如“文明”、“野蛮”之对峙，“盗权者”、“大逆不道”等等用语，这些只有联系译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倾向革命的思想特征，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严复的译文里则不大容易看出。而且，从译文与原文的对应上来看，严译显然也要比马译精准，因为后者要想达到他自己想要的革命色彩，就不得不对原文有所更动。再看下面一例，先看笔者对相应英文段落的试译：
……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也跟人一样，常常因成功而把失败所能遮掩的错误和缺陷暴露出来。当平民政府还只是一个梦想，或者还只是作为见诸史书的远古遗事之时，无需限制人们施于自己的权力似乎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即便是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暂时的悖理行为也并没有根本动摇这一观念，那种情况最坏也就是少数僭越者的行为，并且那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民主政体的常态运作，而是民众反抗君主和贵族专制的骤然而癫狂式的爆发。然而，当一个幅员广阔的民主共和国最终雄踞地表，并且被视为世界民族之林最强大的成员之一时，民选的责任政府作为一个重大的既存事实，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人们开始察觉所谓的“自治政府”与“人民自我治理权”等名词并不能反映事情的真实状态。行使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施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所谓的“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个人自己治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个人受所有其他人治理的政府。而且，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大多数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地被接受为大多数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们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因而，对这种情形的防范，就如同对其他各种权力滥用的防范一样不可或缺。因此，即便是掌权者定期向群众，或更确切地说向群众中最强大的派别负责，限制政府施于个人的权力也丝毫没有丧失其重要性。这种观点，既投合了思想家的智慧，又符合欧洲社会中某些真正利益或假想利益都与民主政治相违的重要阶级的偏好，因而不难树立起来；在政治思想中，现在一般已把“多数者暴政”看作是社会应该有所戒备的祸患之一了。
而马君武为相应段落提供的译文却完全变了味道：
大哉，自治乎！自治者何？自限其权以治自己是也。不知自治而言民政，则痴人说梦而已。法兰西之革命，世界上最大之快活剧也。而丧心者或指为篡弑矣。因法人之革命，而世界上之共和国乃如春草怒生之不可遏，今已占地球上之一大份矣。法兰西之国民，诚造成世界共和政治最有力之匠人哉！夫惟共和国之民权力最大，结合力最固，其余在他等政体下之国民，皆莫能及之。将来世界各国之政府必皆变为选举有责任之政府，而专制暴虐之政府必一切革除无余，无可疑也。
所谓自治者，所谓民权自制者，不可不明晰其义。自治者，非各一人自治。夫各一人也，谓人人莫不被治于公众之法律也。所谓民志者，亦非各个人之意也，乃公众之志，或有才智者之志也。因是而任何一国皆不可无党，一国之中不比一党而已。众党分立，以利国利民为目的。此一党滥用公权，则彼一党敌之防之。虽然，苟执政权者乃依规矩而行，不失利国利民之宗旨，则人民必不容有异举，而政府之权不可缺。政府者，集权也。权集而后国强。今日之欧洲，有所谓多数之专制焉。多数之专制者，党势盛则执权大也。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段文字中，马译为了突出译者自己对自治的赞扬，而根本无视原作之意而肆意改动。穆勒在这个转折段落，本意是强调人们虽然争得了民主政府，但民主自治却由于它的真正到来而逐渐暴露出其负面结果——“多数者暴政”，举出法国大革命及后来大规模民主政府出现的例子，就是为了强调这一问题。而马译无视穆勒在这里的转折之意，篡改了原文文意，大唱起民主自治的赞歌来。而赞了几句民主自治之后，译者却又不得不仍然回到穆勒原文“多数者暴政”的主题上来，但由于前面的文意篡改，已经接不上原作的意思，遂不得不硬生生对原文作更大的篡改，原文一气呵成的气势，在此也完全消失。至于其文意篡改之处，像这句“苟执政权者乃依规矩而行，不失利国利民之宗旨，则人民必不容有异举，而政府之权不可缺。政府者，集权也。权集而后国强”，就连被史华慈说成是因一心寻求富强而误读穆勒思想的严复，也都不曾偏离得如此之远。全书类此改动的地方甚多。
总之，由于马君武非常注重翻译之外的社会目的，更由于他身上急躁的革命气质，使得他的整个译作并不忠实于原作，甚至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目的，对原文大肆篡改，已经突破了他自己所谓的“达旨”的翻译标准。马译《自由原理》的总体情形，诚如曾对马君武的翻译活动进行过专门研究的袁斌业博士所指出的：“就内容而言，马君武的译文与原文有差距，译本中有一定程度的
许宝骙译本《论自由》。
1959年，商务印书馆第一次推出许宝骙的白话译本《论自由》，此后该版本成为穆勒此书近半个世纪来在中文世界里发行最多的译本，大多数中文读者都是通过这个译本了解到穆勒的自由思想的。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许译为中文读者理解和研究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译本翻译上的生硬也逐渐为多数读者和研究者所不满，很多研究者在引用穆勒《论自由》时，往往或是对所引文字进行重译，或是对许译文字加以改动。
总体说来，许宝骙先生的这个译本，译文不能说有多少及多大的错误；但其生硬晦涩确是它的一大缺点，问题源于译者采用了过于直译的方法，几乎到了所译文字可以跟原文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的程度了，词序、句序也几乎一一不差，甚至有时几乎就变成了用汉字写的英语。此等译法，当然会对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他们之所以会感觉穆勒文章不好理解，自然也有穆勒原著“文理颇深、意繁句重”的原因，但跟译书人不知作文字上的变通有直接的重大关系。
略举几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如许译有这样一句话：“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我相信很多读者初读之下都会对这个“全体人类减一”的短语感到困惑莫名，实则这是译者对原文allmankindminusone字字对照翻译的结果。其实，在英文原文里，minusone是allmankind的后置定语，这在英文里很常见，但在翻译成中文时就该加以调整，使之符合中文表达习惯，避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笔者将这句话试改译为：“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大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而且，由于译者坚持使用这种过于生硬对照的译法，致使很多英文原有固定词组、短语的意思都丢失了，有时遂不免弄错甚至会闹笑话。例如穆勒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Theypreferredendeavouringtoalterthefeelingsofmankindontheparticularpointsonwhichtheywerethemselvesheretical,ratherthanmakecommoncauseindefenceoffreedom,withhereticsgenerally．许译给出的对应译文是：“他们宁愿就着他们自己持有异说的某些特定之点努力去改变人类的感想，而不把保卫自由、保障一切异端作为一般性的主张。”被割裂，而原意丢失，不得不另猜文意。因此笔者改译如下：“他们宁可在自己就是异见者的某一具体点上，尽力去改变人们的看法，而不愿联合所有异见者同心协力来捍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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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许译有这样一句：“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一般人的令誉和光荣就在他能跟随那个发端；就在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和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其中，“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对应的英文原句是andbeledtothemwithhiseyesopen，其实，词组withone'seyesopen原意是明知很难仍要去做某事，而许译坚持从字面上对译，致使译文不知所云。为使意思顺畅，笔者将相应的句子改译为：“一切睿智或高贵的事物，其创始都出自且必定出自少数个人；而且一般说来最先总是出自某一个人。普通人的英明与光荣就在于能够追随这种创始，能够衷心响应那些睿智高贵之事，并且不顾一切毅然相从。”
再举一个稍嫌夸张一点的例子。许译：“史丹雷勋爵之参加这次通讯，估计会增强那些深知像他在某些公开状态中所显出的一些品质竟不幸出于政治生活中头面人物之身是怎样稀罕难得的人们已经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这句译文对英文原句修辞及结构的亦步亦趋，我相信曾给大部分中文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灾难。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拟再列英文原文，我想只要将之与笔者的改译稍作比较，就可知许译到底有多生硬了：“斯坦利勋爵之成为此次通信的对象，是因为那些人深知勋爵在公开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长处，绝非他们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可怜的那点表现所能及，所以想要以此增强早就倚重于他的希望。”这样的例子在许译中不胜枚举。
实则，对翻译来说，有时最重要的是要传达原文的文气。译文在传达原文字面意思的同时，还要传达作者力透纸背的那些东西。试举一例：
穆勒原文：
Todeterminethepointatwhichevils,soformidabletohumanfreedomandadvancement,begin,orratheratwhichtheybegintopredominateoverthebenefitsattendingthecollectiveapplicationoftheforceofsociety,underitsrecognisedchiefs,fortheremovaloftheobstacleswhichstandinthewayofitswell-being;tosecureasmuchoftheadvantagesofcentralizedpowerandintelligence,ascanbehadwithoutturningintogovernmentalchannelstoogreataproportionofthegeneralactivity—isoneofthemostdifficultandcomplicatedquestionsintheartofgovernment.
许译：
要判定那些对于人类自由和进步是如此可怕的灾祸究竟到哪一点就开始发生，或者更清楚地说，要判定那些灾祸究竟到哪一点就会压过在社会公认的领袖之下集体应用社会力量以排除社会福祉的障碍所得到的好处而开始成为灾祸；要尽量获致集中权力和集中智慧的优点而又不致把一般活动过量地转入政府方面，这乃是政治艺术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个长句，许译对原文亦步亦趋，以一个成分复杂的汉语主谓宾结构句式对译，令读者在阅读时如何句读以便确定主谓宾之所在而大费脑筋。所以在翻译这个句子时，笔者把它拆分为三个句子，用最后一个句子对前两个并列句进行转折，以便更畅达地向中文读者传达原作者的文意。下面就是笔者对这个长句的试译：
社会为了排除获得其福祉所面临的障碍，需要在公认领袖的带领之下，以社会力量的集体运用来获取利益，但这种做法一旦越过某个界点，却又会开始变成对人类自由和进步如此可怕的祸害；要竭尽可能地获取集中权力和智慧的优势，又不至将社会的一般功能过多地转入政府渠道；然而判定分别这两边的界点究竟在哪里，却是人类政治技艺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这还是对一个长句进行调整所带来的文意传达效果的不同。至于句与句之间的逻辑推进关系，就更为重要，读过许译本的读者应该多有体会。不过要对此进行举例，必然颇费篇幅，所以此处从略了。
另外，许译还有少量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翻译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或是由于误解了原文文意所致，或是由于原文使用了英语以外的引语而译者并未认真对待所致，还有少量编校排版上的错误。这里指出几处比较严重的失误之处。在论述思想言论自由的第二章，原文有这样一句话：
Itisnottoomuchtorequirethat．
许译本给出的翻译是：
即使人类当中最聪明的也即最有资格信任自己的判断的人们所见到的为信赖其判断所必需的理据，也还应当提到少数智者和多数愚人那个混合集体即所谓公众面前去审核，这要求是不算过多的。
笔者以为此处许先生对原文有所误解，以致出现错误译文。严复旧译《群己权界论》对这句话的翻译是：
夫使古之圣贤人，必知此而后自信其说也，则今之所谓公言，所合百愚一智而为之者，必何如而后可用乎？
笔者认为严复的译文是正确的，因为这段话的前文说，那些人们一直值得信赖的智者是如何做到使自己的判断让人信任的呢，就是一直开放自己的观点让大家讨论，然后再从中吸取正确的东西完善自己。所以下文顺理成章地接着说，那些智者尚且要如此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混杂着大量愚众与少数智者的所谓公众的判断就更须如此才能让人信服。为理解方便起见，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来断，不妨将前面方括号里的那个从句叫做A，后面方括号里的名词性短语叫做B，于是这句话就好懂了：ItisnottoomuchtorequireAshouldbesubmittedtobyB．意思即：要求A应该被B认可，这并不过分。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by，表明这是一个被动句式，而不是动词短语besubmittedto直接接了一个宾语表示“向某人屈服”，它表示的是“被某人承认”。所以笔者参考严译，将这句话试译如下：
既然人类中那些最有资格相信自己判断的明哲之士，尚有必要依此才敢确保自己正确，那么混合多数愚众和少数智者而形成的所谓公众，就更须依此去检验了，这并非什么过分的要求。
此外，许译将穆勒引自《神曲》的一句意大利文“imastridicolorchesanno”译为“配成健全色调的两位宗匠”，“来”字当系“未”字之误，此一文字误排导致文意恰好相反，这些错误虽属细小，但还是影响了读者的正确理解，尤其是几十年来，这些错误未见商务印书馆在重印时有所订正，故颇有严肃指正的必要。
可以这样说，许宝骙的译文多数情况下照顾的是英文原貌，而忽视得恰恰却是中文的表达习惯，其译笔之生硬晦涩确有拒人千里之势，致使穆勒原本缜密畅达的行文风格在这个中文译本里彻底消失，不能不说是这一名著在汉译过程中的一大损失与遗憾。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许译本初版于1959年，商务印书馆在本书正文前放了一篇《重印“论自由”序言》虽然仔细核对，出版者在历次重印中对这篇序言也还是有所修改，主要是删除了那些太露骨的斗争语言，其余的则一仍其旧。这对这部长盛不衰的政治哲学经典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也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
其他中文译本略谈。
再来简单谈谈后于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而出的其他几个中文译本的情况。
近年来，在名著重译的大潮下，穆勒的《论自由》也出现了多个新译本：主要有1998年外文出版社在“三上文库西方文化译丛”中推出的张友谊等人的新译本，2009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在“法学名篇小文丛”中推出的于庆生的新译本，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中推出的赵伯英的新译本，以及2010年译林出版社在“译林人文精选”中推出的顾肃的最新译本。
先来看外文社的这个新译本，根据“译后记”可知，它是由七个译者合作完成的，全书由张友谊审校。经笔者认真翻阅，可知它的几个译者水平高下不一，全书第三、四、五章，译笔在准确通畅方面大体还算差强人意，但承担第二章，外文社版提供的译文如下：
为了更充分说明因我们拒绝聆听基于自己的判断而给予谴责的观念所造成的损害，非常有必要为这种讨论举出具体的例子。我倾向于选择至少是对我有利的情况——从真实性和功利性出发，反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是最强大的。假设被抨击的观念来自上帝并将流行于未来的国家或者是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论战会给对手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他肯定会说
读者在读了这样的译文后，能够对原文文意哪怕有一丁点的准确理解吗？译者在这里就连最简单的原文都要译错，甚至给出的译文与原文意思完全相反，更糟糕的是，他完全没能把握原作者的推理进路，把本来逻辑井然的句群译得完全不知所云。更奇的是，该版连商务版许宝骙译本的排版错误“苏格拉底之毒”都照章揽进自己的怀里，那么将“配成健全色调的两位宗匠”、“关心上帝倒成为对上帝的伤害了”也一并抄录过来，就更不在话下了。
再来看看于庆生的新译本。于庆生的这个新译本跟商务版许宝骙译本的情形有些类似，最大的问题就是翻译上的生硬，译者自己也在“译后记”里说：“很多地方过于忠实原文，加之受原文句式的影响，造成译文不甚通顺”；但它不如许译的地方在于，于译对许译稍嫌晦涩的地方所作的刻意更动，有些是改对了，但好多却反而弄错了，有的地方甚至弄得更加生硬；此外，许译很多弄错的地方，又被复制到这个新的译本中了。大体的情况是，对应穆勒原文比较简单的地方，于译处理得相对比较好；但对稍嫌复杂的句子或段落，处理得就不是很好，经常会在这些地方发现他翻译的生硬乃至错误。
例如：该译本有这样一句译文：
但是，我们谈论的却是这样一种行为，它被假设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只是对行为人自身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我不能理解，那些认为能够用这种例子以外的其他方式来思考的人
译文意思表达不清，且对原文有所误读，其实穆勒要说的是：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对别人无害而被认定会对当事者自己构成较大危害的行为：我不知道那些相信这一点的人，除了必定会认为这样的榜样总体说来有益无害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因为如果这种榜样确实表现出行为不当，那只要对它加以公正的谴责，则在全部或多数情形上，也必会显示出随之产生的痛苦或可耻的后果，而被意欲模仿者引为前车之鉴。
读者碰到这种读起来不知所云的译文，往往就是译者对原文的误读和误译。此外，如他将socialstigma直译为“社会的耻辱”，也是闹了笑话，其实这个词的本意是社会对某些个人言论或性格的极端不认同甚至诟病，原是说给被诟病的对象打上耻辱的标记，译为“社会非难”或“社会诟病”，都是可以的，而译为“社会的耻辱”，意思就变得完全相反了。像这样虽嫌琐屑但却绝非不重要的翻译错误，全书所见多是，很多时候都会给阅读与理解造成或大或小的障碍，这是要提醒读者阅读这个译本时尤其需注意的。
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赵伯英的新译本，大体说来应该是近年来几个新译本中做得较好的一个了，而正是这些英文的拼写，错误比例相当之高，根本起不到原本想要达到的提示作用，相反徒然干扰读者的阅读。
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顾肃译本；又如：“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制或多数贵族制的政府，在其政治行动或其所培育的观点、品行和心智情调方面，曾经提升到或能够提升到平庸之上。
概而言之，新出的几个中译本虽然在某些地方比商务印书馆原许译版本在文通字顺方面有所改进，但在错会原文意思以致出现错误译文方面，却都不同程度上比许译本严重。翻译是研究的先导，好的翻译能够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而坏的翻译却会对研究造成障碍甚至误导。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已有的《论自由》中译本还有待改进，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者来说，都亟需更佳的翻译版本来改善目前的现状。
最后来看看本书在台湾地区的翻译情况。在台湾，穆勒的《论自由》主要有两个中文译本，一为郭志嵩译的《论自由及论代议政府》，台北协志工业，1961年出版，2004年台北脸谱出版经协志工业授权，又单独再版了郭志嵩译《论自由》；另外一个就是1986年台北唐山出版社翻版大陆程崇华译本，所以在那边实则只有一个新译本。郭志嵩这个译本，在译文的流畅上，除了个别略显生硬的地方，大体上比许译商务版要好得多，全书译笔总体上也说得过去，但还是有些地方失于精准。略举一例对比如下：
穆勒原文：
Theonlycaseinwhichthehighergroundhasbeentakenonprincipleandmaintainedwithconsistency,byanybutanindividualhereandthere,isthatofreligiousbelief:acaseinstructiveinmanyways,andnotleastsoasformingamoststrikinginstanceofthefallibilityofwhatiscalledthemoralsense:fortheodiumtheologicum,inasincerebigot,isoneofthemostunequivocalcasesofmoralfeeling.
郭志嵩译：
在世界各处，个人能在原则上采取比较高尚的立场，并能持久不变的唯一事例，就是宗教的信仰：这个事例在很多方面都富于启发性，并且也不因为它在所谓道德意识的虚妄方面提供一个最惊人的例证，而就使它的有益有所减损，因为存于真诚迷信者心中的那种“神学家之间因意见不和而生的仇恨”
笔者试译：
我们仅能从宗教信仰的事例中看到，各处都有个别之士在原则上采取更高的立场，并维持其一以贯之。这种情形具有多方面启示意义，尤其是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所谓是非感的易错性：因为对一个真诚的笃信者来说，对异教的憎恶是其道德情感中最不容含糊的。
从上例可以看出，郭志嵩部分曲解了原文的意思，致使译文并不顺畅。顺便指出一下，许宝骙对这段话的翻译处理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虽然将每个单句都翻译对了，但却将原文冒号后面那句话当成是对前一句话的例举，所以加了一个“如”字，欲补充连接词而使译文更加连贯，也只能添加“因为”二字才恰当。除去这些偶失精准之处外，郭志嵩这个译本作为普通阅读，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然而由于两岸的离隔，这个版本毕竟不为广大大陆读者所能常见。
重译《论自由》后的几点感想。
笔者最初发愿重译这部经典，原本更多地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领会穆勒的自由思想，盖因笔者通过许译本初读此书之时，即对穆勒条分缕析、层层推进的严密论证大为叹服，但却因所读译本文字生硬晦涩，致令阅读与启发思考的通畅感大打折扣。然而，毕竟惮于穆勒的这部经典著作“文理颇深，意繁句重”，所以，虽面对这样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但自发愿重译七八年以来，迟迟未敢轻易动手；直到对照英文原文，仔细研读了严复所译的《群己权界论》后，情绪颇受激发，才大胆动笔以近半年的业余时光完成之。而译毕此书后感慨良多，愿与读者在此分享。
首先，翻译名著应该选择比较好的底本。好的底本除了能够确保精确，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译者采择使用。笔者本次重译，所据底本系《穆勒作品集》第18卷之《论自由》部分，原书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编者为JohnM.Robson。该版是穆勒《论自由》一书目前比较精善完备的版本，原编者对穆勒原著添加了详尽的注释，其中很多注释对更好地理解穆勒原文以及追溯穆勒思想渊源和轨迹颇为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这些注释对笔者理解穆勒思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最终定稿时，笔者遂将原编者注释，尤其是涉及穆勒引用文献出处的地方大部分都一并迻译过来，并用“原编者注”字样加以注明；对所引用文献目前能见到中文译本的，注出中文版版本及引用文字所在页码等信息，供读者参考，注明“译者注”。并且，笔者利用目前可能的手段，尽量找到穆勒所引用文献的原始出处，再加仔细核对，纠正了旧译本文献著录的某些错误。试举一例：
经笔者多方查阅核对后，将穆勒引述洪堡文字的相关段落翻译如下：
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威廉·冯·洪堡著有一书，其大旨谓：“人的目的，或曰由永恒不变的理性指令所规定而非变幻不定的喜好所提示的目的，乃是令其能力得到最充分而又最协调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因此，“每个人必须不断努力向其趋近，尤其是那些意欲教化同胞的人必须一直关注的目标，就是能力与发展的个性化”；为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千差万别的环境”；二者结合便可产生出统一在“首创性”中的“个性活力与丰富差异”。
如上，这种工作表面看似简单，但有时一条注释的核对订正就要费去不少工夫。此外，穆勒原著间或有引用别种文字之处，除严复外，前贤译笔多有舛误，而对于这些生僻引文，经笔者多方查证核实，都一一加以订正，并在必要时加括弧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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